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

您们好。

从近一个时期报刊上发表的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专题研究的文章看,无论从深度或广度上说都有所进展,但却也存在着严重的混乱现象。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时候,给理论研究工作提出了很多重大的课题。从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实践遇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而理论界却未曾对这些问题依据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基本原理给予彻底解答。而这些问题在没有彻底弄清之前,社会实践肯定是灾难性的(实践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关于这一点,恐怕每一个较全面地了解现实的人都会感觉得到的。但现在的研究工作又怎样呢?我们认为,所谓的“进展”或“突破”仍不过是在这些问题面前徘徊,甚至一筹莫展。这并不是坏事,如果说在自然科学中,生产的发展遇到了重大的技术问题时,那么这个问题就已经开始着手解决了,社会科学亦然。

下面我们就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研究谈一点意见。倘这点意见能够引起社会科学界的争论,或许会把彻底解决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过程缩短,从而尽快给社会实践提供正确的指导,减少“失误”,少走弯路。倘是没有经过多方面的考察,从而把握了高度的理论思维的抽象之前,这的确是冒昧的狂言。然而科学的东西是严肃的,它绝不需要恭维、虔媚、更不用趋炎附势于任何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

现代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走向宏观的联系中去进行研究。

首先,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史学、和哲学等必须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为了说明这种联系的客观要求,现在简叙一下我们研究的情况,即简叙一下我们的理论思维的行程。

我们的研究,概括起来就是两大部分:社会发展总规律和整个世界的(自然、社会和思维)一切事物的共同本质规律——“对立统一”交替运动规律。前者是后者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具体实现形式;后者是为了说明前者才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进行这个总的抽象工作的。

因此,我们在和别人交换意见时,使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太庞大了。不如进行专题性研究。但是,我们认为,现在各领域的专题研究都处在严重的混乱状态中。而这些混乱又都是由于没有抽象出一个总的本质规律所致。例如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如果对象是某一国家的一种社会形态,那么首先要抽象出各种社会形态的共同本质。比如,我们要弄清中国的封建社会形态为什么延续时间长?这个问题就已经涉及了其他国家的社会形态。因为这里的“长”是与其他国家相较而言的。因此必须首先抽象出各种社会形态的共同本质,才能说明个别的本质。如果对象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全过程的本质,就必须首先弄清整个世界(包括社会、思维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的最一般的共同本质。因为这个问题不但涉及了各社会形态转化具体情形,同时涉及了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思维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时,就已经抽象出了各社会形态的共同本质,并在它的指导下从事研究的。《资本论》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基本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具体应用。“然而,当着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剖出来以后,同时也就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阶级社会中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普遍性阐发出来了。”(《矛盾论》)。无疑,我们研究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必须以这个原理作指导。但是这个原理“似乎不适用于现行社会主义”(这一点应该是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就提出来了,只是到了今天,由于社会实践遇到了很多与这个原理“不符”的问题,才又重新提起。七九年《红旗》杂志刊登的吴江的文章,就表露出怀疑,以后的好多文章亦都在这个问题面前徘徊,甚至一筹莫展。如去年光明报416日刊载的林子力的文章,514日刊载的特约评论员的文章等等)。马克思在对这个原理的论述中有这样一段话“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重点号为引者加)那么,如今(十月革命后)资本主义还未“灭亡”,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成熟”了没有呢?如果说成熟了,可它的生产力水平比现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还低下得多,如果说没有“成熟”,可它却出现了。怎么办?是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原理,还是否定现行社会主义?列宁没有这样做,毛泽东也没有这样做。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这个原理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做了一个设想。而这个设想同这个原理一样“似乎”也不符合于现行社会主义。但是列宁和毛泽东还是应用这个原理于“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由于我们没有从理论上弄清楚这种“特殊”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基本原理和依据这一原理所做的“设想”的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失误的教训是很多的。列宁的贡献就在于用他所领导的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在经济不发达的小农国家里可以首先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他并没有从理论上彻底弄清问题。例如他说:“既然就世界范围内存在着大工业,那么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无疑是可能的。”“既然我们是在落后的条件下投入革命的,眼看又没有我们必须的发达的工业,那我们该怎么办,撒手不干?灰心丧气吗?不。我们要做艰巨的工作,因为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列宁全集》33132页)很明显这里有这样几个问题列宁没有弄清,而现在又必须弄清不可,这就是为什么不能首先在“存在着大工业”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现行社会主义是不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基本原理?现行社会主义是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的贡献在于,他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思想,应用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经验,领导了既不同于西欧,又不同于苏联的更具特殊条件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立后,面对一系列的现行社会主义所遇到的问题,他又发动和领导了一系列的革命和建设的运动,从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仍然没有彻底解决上述问题。例如解放前他曾经说:“为什么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同年十月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直接联系着,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直接地联系于社会主义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终于失败了呢?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呢?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这个“具体条件”他是没有为我们阐述清楚的。而到了他的晚年对这个问题的阐述也只是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商品交换……。”

在这里,我们绝对不可以苛求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能够在一百年前就预想到现行社会主义的具体情形,我们也绝对不可以责备列宁和毛泽东没有为我们彻底阐清上述问题。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到消亡都要经过一定的客观过程,而事物的本质一定要在必要的过程中才能逐步的暴露出来。因此,事物的本质在没有暴露到一定程度时,任何天才人物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地认识这一事物。

如今,世界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自从苏联领导人丢掉了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之后,已经变成了对外侵略扩张,对内实行镇压和剥削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社会由原来的社会主义变成了高度垄断的社会帝国主义。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发生了变化。中国向何处去?是否会变成南斯拉夫或罗马尼亚式的社会主义,或者像苏联那样演变过去呢?一切面对现实的人们对这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摆在理论工作面前的有二,要么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或否定现行社会主义;要么彻底弄清现行社会主义赖以建立起来的“具体条件”,真正弄清它的性质和今后转化的趋向。有一些理论工作者企图弄清这些问题,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做了一些演讲,但是由于他们的方法不对头,终究还是在罗列一些现象上,或者钻在资料堆里摸索;还有一些理论是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或否定现行社会主义尽管他们在口头上还不敢这样说,但在其理论实质上是已经这样做了,而且很早以前就有这种企图,如所谓“二次革命论”就是如此,所谓“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也是如此。实事求是地说,马克思主义在个别理论家那里是遇到了危机的。但是他们错了。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不但不会遇到危机,而且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正确性。现行社会主义,不但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没有矛盾,而且与社会发展基本原理完全一致,就看我们如何理解了,这首先要解决方法上的问题。现实问题迫使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基本原理的一系列问题,弄清马克思恩格斯依据这一原理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所赖以的条件要经过怎样的过程才能具备;弄清现在整个人类社会处在什么发展阶段;弄清处在这个发展阶段之中的现行社会主义赖以产生的“具体条件”;从而真正弄清现行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和今后转化的必然趋向,即正确的认识现在,科学的推知未来。由于研究这些问题,必然涉及“唯心和唯物”、“思维和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哲学命题,因此,迫使我们不得不首先从哲学上开刀。

社会科学给哲学提出了新课题,同样,自然科学也给哲学提出了新课题,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坂田昌一的“层次学说”、“基本粒子”研究中新层次的发现以及这更深层次的特殊运动形式,和其他诸如“中间性科学”、“边缘性科学”、“信息论”、“系统工程学”等等的出现。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提出的大量问题,已经组成了一个较完整的“表象”展示在人们面前,等待着人们做一次空前的“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的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在的年代,哲学的重大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说,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而如今我们在哲学上遇到的问题,已经超过了这个范围。如果说十九世纪哲学的重大问题,是将黑格尔“头脚倒立”的辩证法倒置过来,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加上辩证法,从而进一步证明整个世界是处在“对立统一”“辩证运动”中的“物质世界”,思维则是对立运动着的物质世界的某些部分的反应(思维与存在的具体同一范畴),而不是相反;那么,现在摆在哲学面前的重大问题,就是要弄清整个世界的发展(包括自然、社会和思维)是怎样体现“辩证运动”规律的。反过来说,就是要弄清“对立统一”在整个世界的千差万别的事物中具体实现最一般形式是怎样的,我们认为这才是哲学的最高问题。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深入的研究各种具体事物,以便从个性中抽象出共性,因此又必须弄清各种事物的本质区别。但是由于物质层次范畴层次的无限性,所以我们研究任何事物都必须首先划定具体的层次和范畴;又由于各层次范畴间没有绝然的分界线,所以我们研究任何事物,都要将它放到本来的具体的联系中。如此才能避免抽象的和孤立的研究,如此才能避免混淆矛盾界限,用不同矛盾范畴的事实相互代替,违背事物本来的具体同一的内容的相互区别和联系,而走上诡辩。因此,划定具体层次和范畴,不是强行割断具体的联系,而是事物本来的具体同一的要求,即矛盾的特殊性的要求,放到具体的联系中,不是漫无边际的联系而是具体的联系,即与直接的外部条件的联系。从事历史研究,经济研究,总之社会各领域的专题研究都是如此。例如,我们研究某一国家在某一发展阶段上的社会性质,首先要弄清这个国家的具体同一的内容(如经济这一内容就有:一、各种经济成分;二、各种经济成分的比例;三、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成分;其他内容暂且不论**阶级斗争**),但是由于这个国家的各种不同的内容分别以不同的形式与其他各种不同制度的国家相互渗透着,因此就要进一步弄清各个国家的具体同一的内容。在弄清了这各个国家(当然首先是一些主要的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同一的内容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进行综合,并在综合的基础上确定整个社会是怎样的性质(哪一种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哪种处在退化地位,哪种处在新生地位)。这个性质就是这个社会时代阶段的“抽象的规定”(如“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然后再用这个抽象的规定对某一国家的同一性内容进行“对比研究”,从而确定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中所占据的确切位置。按照这种通常使用的“具体分析”——“综合抽象”——“具体再现”的方法,我们对这一国家社会性质的研究似乎已告完结。但并非如此。因为这时我们只是弄清了同一时代阶段中的某些国家的同一性内容和整个社会的同一性内容,因而弄清了各个国家的和全社会的现实性质。但只是从横向上,即从空间范畴中的“差异性上把握的性质,因而是静止的性质(严格说来这还不能叫性质,这时我们还没有涉及到“对立统一”内容转化问题,即还没有弄清各不同国家相互渗透的内容;这各个国家自身内容在不同阶段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全社会的内容在不同阶段上的变化)。这时还不会找到规律性的东西,而只是弄清规律的前提。很明显,要弄清规律,不但要从现实的差异性上,还必须从历史的转化中去研究。这样,我们就不但要弄清全社会的现实阶段的同一性内容还必须弄清各个国家的和全社会的前一个或几个发展阶段上的同一性内容。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某些国家在前后不同发展阶段的同一性内容的变化中抽象出整个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最后再用这个规律指导我们的具体研究。我们就能够弄清这个规律在各种不同制度的国家内部具体实现的形式(国内历史事件的实质);在各不同制度的国家间具体实现的形式(世界性历史事件的实质);从而揭示出这各个国家在社会演进过程的各个阶段上所占据的确切位置和它们的必然作用。这时,只是在这时,我们才算不但从现实的“差异”上同时在历史的“变化”中把握了某一或某些国家的真实的社会性质。

当我们对自然、社会、思维运动的具体情形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之后,尤其是对人类社会形态演进过程的各个阶段上各不同国家的具体同一的内容的变化进行了深入地考察之后,一个极其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就会展现在我们面前——任何事物都是对立双方以交替运动的形式实现其发展的(也就是说,“对立统一规律”还包含着以往人们还未认识到的更丰富的内容)。例如人类社会的对立两极的交替运动。人类社会在它发展的任何一个时代阶段上,都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性质相对立的社会制度——在国际奴隶制时代,它的前半期是取得了统治地位的奴隶制与衰落的“原始氏族公社”制的对立,后半期是仍占主导地位的奴隶制与萌芽的封建制的对立;在国际封建社会时代,它的前半期是取得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制与衰落的奴隶社会制的对立,后半期是仍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制同萌芽的资本主义社会制的对立;在国际资本主义时代,它的前半期是取得了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同衰落的封建社会制的对立,它的后半期是仍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制与萌芽的社会主义制的对立……

从上面这几种社会制度的更换可以看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产生时,并不是它的前一种社会制度崩溃之时,而是它的超前一种社会制度彻底崩溃之时,奴隶社会制不是产生于“原始氏族公社”制彻底崩溃之时,封建社会制不是产生于奴隶社会制彻底崩溃之时,资本主义社会制不是产生于封建社会制彻底崩溃之时,社会主义社会制不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彻底崩溃之时……实际的情形是封建社会制建立于典型的“原始氏族公社”制彻底崩溃之时,此时正是奴隶社会制的全盛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制初建于典型的奴隶社会制彻底崩溃之时,此时正是封建社会制的全盛时期;社会主义制初建于典型的封建社会制彻底崩溃之时,此时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制的全盛时期。这里便显现出了“交替运动”的形式。所以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上都是主要的两种对立制度以“交替运动”的形式转化着,发展着。如简图:

 

从简图可以看出,每一种社会制度都分三个发展阶段:AB为上升时期;BC为占据统治地位期;CD为衰落期。【另外A点等同于D点,此时是一种制度彻底消亡,一种制度刚刚产生,也是占统治地位制度的顶峰时期。B点等同于C点——是依据力量对比的时代更替交接点。】

从这种“交替运动”可以看出,整个社会分为两个大的社会形态系统,即东半球的社会系统和西半球的社会系统,东半球的特点是,“原始氏族公社”制较发达,而奴隶社会制只不过是“原始氏族公社”制向封建社会制过渡时期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发达的甚至典型的奴隶社会制在我们东方是未曾存在过的;封建社会制较发达,而资本主义社会制又如同奴隶社会制一样也不过是从封建社会制向现行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发达的,甚至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在我们东方是不可能存在的(如图)。西半球的特点则正相反。奴隶社会制发达,而封建社会制只不过是奴隶社会制向着资本主义社会制过渡的因而较短的一种形式;资本主义社会制发达,而如同现行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在西方还将是一种短暂的过渡形式。这两个大系统的交替运动(交替——从时间延续上看,单一系统都是一长一短的发展,双方对比则是此长彼短,彼长此短;从量的程度上看,双方是彼起此伏,此起彼伏,如图)的发展,无论如何难以理解,但它毕竟是事实,而这些事实不但不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相反正是遵循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两个系统差别如此之大,自然有地理环境和其他条件的因素,但这所有各种因素无不是制约于规律之中而起作用的)。

“交替运动规律”与“辩证运动”是一致的。首先,所谓“辩证运动”遵循一定的“量变过程”,这在“交替运动”中是作为内容之一包含在其中了。从这种交替运动可以看出(如图),新的一极总是作为胚胎产生和存在于另一极的最薄弱的环节之中。奴隶社会的最初建立,不会是在“氏族公社”势力较强大的地方;封建社会制的最初建立不会是在奴隶社会制较发达的地方;资本主义社会制的最初建立,不会是在封建社会势力较强大的国度里(甚至德国);同理,现行社会主义的最初建立(并存在下去),不会是在资本主义势力较强大的国度里(甚至苏联)。其二,所谓“辩证运动”过程的“质变”环节,也是作为内容之一包含在“交替运动规律”之中的。从“交替运动”又可看出,任何事物内部的两个方面的交替运动,都是这个事物“自我异化”的形式,是这个事物维持“自己运动”的过程的条件。因此,任何事物的根本质变(即从旧的过程过渡到新的过程)都必须以这个事物以外的与这个事物的性质相对立(程度不同,形式各异)的事物作为外部条件(这即是“由此达彼”的桥梁)。例如某一国家的社会制度,它内部各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成分,和借以为基础的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对立运动,是这个制度“自我异化”的形式,是它维持“自己运动”的过程的条件。因此,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都必须以他种社会制度的力量的作用作为外部条件。不仅如此,作为一极,当它以另一极的作用为外因条件使自己解体之后,它不会完全融化于另一极之中,也不会完全采取另一极的运动形式,而是必然地采取的运动形式,继续与另一极对立(依程度不同,形式又各异),从而开始一个新的发展过程。倘不是如此,而是采取了另一极的运动形式,那么世界各国的生产力水平将保持一个绝对差。于是“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地位)转化”、“旧东西消灭和新东西产生的钥匙”,在这里就是不适用的了,这显然是错误的。当新的一极产生之后,它以新的运动形式,经过必要的过程,超过对方,从而直接威胁着对方,并作为对方的外部条件使其解体,这时又要发生一次质变——更新的运动形式又坐落在解体之后的一极之中。这样循环往复的交替运动推动着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不但整个社会如此,社会的每个层次(国际、国家民族、阶级、阶层……)都有其对立统一的具体内容,在每一层次中,对立统一内容的转化,都是制约于交替运动之中的。

人类社会的各层次,各层次的诸范畴(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的各种现象都是对立统一交替运动的表现形式,又是包含于整个社会的交替运动中的具体内容。

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中的各层次,各范畴的景象万千的存在形式也无不制约于对立统一交替运动中。光、电、声的波动、植物的吸收二氧化碳和排出氧气的运动,动物的走路是左右腿的交替运动,血液循环是靠心脏的收缩和舒张的交替运动,白天黑夜、春夏秋冬的来去往复,大气层空气的对流,就是简单的机械运动,如内燃机的吸气和排气,活塞连杆的上下运行……无一不是以交替运动的形式转化着、发展着。只要我们划清范畴,切实弄清对立统一内容前后变化的具体情形,就会显现出交替运动的形式。交替运动的动力在于双方的差异,有差异就要渗透,渗透就是趋向同一(平衡)。但是世间永不会达到绝对同一(平衡),世间永远不会存有绝对同一(平衡)的事物。这是因为任何事物的运动,对于自身说来,对于一定范畴和一定过程说来是趋向同一(平衡),但是对于他种事物、他种范畴和他种过程说来,又是在破坏着同一(平衡),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来了,“整个逻辑都只是从前进着的对立发展起来的。”(《反杜林论》)所以,绝对的斗争和相对的同一——绝对的差异和相对的平衡是整个世界发展变化的真谛。

人类思维也是交替运动的产物,是地球在自己漫长的发展史中的一个暂短的阶段上生成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存在形式;而地球又只不过是无限的宇宙在自己发展的长河中出现的一个小小星体。所以,精神的运动(思维)仅仅是“高级”有机质的运动形式。其所以高级,无非它是多种层次的多种运动形式的有机集合(对立交融)体而已。因此,无论它多么高级,也只不过是自然界中千差万别的物质存在形式之一种。思维在人们面前表现的如此神秘,是因为思维对自身运动的反应是困难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能够理解的思维只能是一样的。”但是倘若思维一样了,此一思维过程也就终结了。不“一样”的思维之间的交替运动正是思维的发展所必然遵循的规律。但是,这思维本身的差异,只是思维“自我异化”的条件,因此,思维的真正发展还在于除它以外的其他事物的差异性,和思维与这些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我们看,倘若对象是包括人类及其思维在内的整个自然界,那么思维这种脑的物质存在形式如同自然界其他事物一样,都是物质的存在形式;倘若对象是思维和其他各种事物的特殊性,那么思维这种脑的物质运动毕竟不同于自然界其他的景象万千的存在形式。这便是思维和其他事物的差别性(现在我们不谈自然界中各不同范畴不同层次的事物的差别性,也不谈由于这些差别所引起的思维本身的差别性),这种差别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因而人的认识是永远不会完结的。但是为了区别“自然主义”的“运动就是一切”或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诡辩论”,我们必须承认思维能够反映一个一个的具体同一的事物(即包含着差异和变化的统一性事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思维”和“存在”具备着同一性,二者的关系由实践来表明。倘若我们把二者的关系放到整个自然界的一般运动(自然历史过程)中来看,那么脑的物质存在形式(思维)和与它发生直接联系的其他事物的存在形式所组成的运动范畴,就是实践(所以,离开了思维的所谓实践,就是根本否定了人的存在,而步入了自然主义的歧途;而离开了思维以外的事物的实践,就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反思”,前一个时期,哲学界在对实践“要素”的讨论中,有一些人就是以反对后者的形式而走向自然主义歧途的。他们摒弃思维于实践的“要素”之外,就是证明)。反过来说,实践就是人脑的存在形式和与它发生关系的其他运动形式的交替运动形式。这种交替运动改造着自然,同时也改造着人脑。这人脑的被改造和自然物的被改造正是实现实践“自我异化”的实质——两种存在形式通过人体的各种器官不停地交替运动着,实践本身也不断发展着——从刀耕火种到大工业,到现代科学……

从以上对交替运动规律的简要叙述可以看出,所谓“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是根本不能独立存在的。它们都是交替运动的表现形式,即事物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上,对立两个方面的转化形式。由这种转化体现事物发展的情形。

从以上的简要叙述还可看出,所谓“存在决定思维”、“物质决定精神”、“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等,只是在说明一切运动形式都是在一定物质条件下发生时才有意义,即它只说明运动的物质基础,但不能说明这一切物质条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本质规律,运动的条件也是运动的产物(只是程度不同,形式各异)。因此,这个“规律”不承认有什么“一方决定另一方”的事物,任何事物的本质都是对立双方的交替运动所决定,无此便无彼。所以,抽象的决定论是不正确的,而具体的决定论就是对立的“辩证运动”。至于通常所说“事物的本质由主要方面所决定”,只是在“主导”意义上说的,“主导”不是“决定”,“服从”不是“被决定”,一方只有对另一方说来才有意义。诚如黑格尔所说:“如果单独来看,没有一个是真的,只有二者的统一才是真的。”很明显,辩证法和“二元论”的区别也就在于此。

但是,人们为了区分事物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殊性质,为了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以便用正确的方法促使矛盾的转化,达到工作的目的,往往将对立两个方面通过力量对比而把主要方面的性质命名于该阶段,并认作该阶段的性质是由其所决定。这对于区别事物,掌握事物转化的具体情形说来,当然是必要的。例如整个资本主义时代阶段,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诸因素的综合力量大于与其并存的其它各种生产方式的力量,因此称为资本主义时代。但是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性质绝不是由资本单独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经济学以“综合比较的方法”(见吴于谨同志的复信)研究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对的。但是,倘若我们将这一方法上升到哲学抽象的高度,那么,现有的一些历史资料已经从宏观上暴露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对立统一交替运动规律”。用对于这个规律的思维抽象指导我们的研究,就不会被纷杂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现象挡住我们的视线,相反,我们却可以将这些现象材料去伪存真,各归所属,从而展现出其本来的客观面貌。这样,某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实践问题(如划分社会历史时代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我们现在所处社会历史时代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各国家在现时代中的地位以及在这各种不同地位上的国家社会性质,各国家现实社会性质的由来,这各个国家在今后转化的必然趋向(具体的),它们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必然作用,中国现行社会性质及其由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内部条件,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怎样由它内部这些条件的具体转化来体现,它转化的主要的外部条件有哪些等等),也便自然得到解决了。

现在的理论研究还远远没有具备这样的色彩,而只是要么孤立地在一个国家一种社会形态中,或在单一领域中徘徊,要么在纷乱的社会现象中漫无边际地胡乱联系,因此,将本来制约于客观规律之中的诸种社会现象弄得面目皆非,致使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迟迟不能得到解决。在此种情况下,还根本谈不到从理论上认识某一或某些国家的社会性质,所谓的“国情”,也只不过是限于罗列一些具体同一内容而已,至于这些内容赖以实现的必然形式,这些内容在整体发展中具体转化的情形,只以偶然的形式存在于“理论家”们的感觉的头脑中(但这也无可厚非,历史的规律是无情的,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上,真理的代表者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立脚于该阶段的劳群大众之中,大革命时期的蒋介石,甚至陈独秀、张国涛、王明等不可能彻底地认识真理,更何况坚持真理了,实是勉强不得)。在此种理论现状指导下的实践会怎样呢?可想而知。

另外,在经济科学方面,对生产力自身的矛盾运动;对生产关系自身的矛盾运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一概念的特定含义等问题的研究,如同其他领域的专题研究一样,都陷于混乱之中,弄清这些问题不但要和史学联系起来,由其要和哲学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弄清社会经济形态运动的规律。因为社会的经济范畴说到底也只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中的内容之一。关于这个方面,我们已几次和陈岱孙教授通信联系,但他竟是一位“于哲学涉猎甚浅”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认真学过哲学的人。我们不可否认各门科学的相对独立性,但是无论哪门科学,之所以称其为科学,就在于一个“理”字,难道世界上有离开哲学的理吗?对于这样一位多年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老教授,竟然没有将自己的研究与哲学联系起来,可见在各领域的专题研究中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了。

从事历史考察,其最终目的也只不过是为了正确认识人类社会自然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和这个规律借以实现的诸种社会现象的实质提供可靠材料(这里决不是指游戏性的历史考察)。因此,它不能不和哲学、经济学联系起来进行。顺便提醒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都是将这三者的研究同时进行的。《资本论》既是历史研究成果又是经济研究成果,又是哲学的实际应用。非如此,不能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诸现象的实质。

所以,现在各门科学研究,不但要保持相对独立性,由其要推向宏观的联系中去,这是客观本身的要求。然而现在的情况是让理论研究服从于个别人的意志,“行政庸俗”严重地阻碍着理论研究的进展。此种学风继续下去,实事求是的最高原则将丢矣!

由于从事业余研究,时间异常紧张,因此,现只能以这种不拘形式的简信向你们反应这点意见,如有不当就提出批评。

我们不怕献丑,倘有可能,今后的理论座谈会,无论哲学的、史学的、经济学的,我们都可派出代表列席参加。请斟酌。

此致

 

敬礼

驻辽宁省建平县81963部队

杨孟军 穆夫森

一九八二年元月廿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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